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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大学校长给,照亮中中原人民共和国经济新升高

发布时间:2019-11-10 07:01编辑:财经资讯浏览(112)

    “我们很多企业,包括大学科技研究人员,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个实际上就是创造市场的需求。”

    2011年,美国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去世,引发全球对乔布斯现象的思考,中国也不例外。一时间,从普通的“果粉”到企业界、科技界、教育界、法律界纷纷进行反思:是什么环境造就了乔布斯?中国何时能出现自己的“乔布斯”? 今年两会,有关乔布斯现象和建立创新机制的话题成为代表、委员讨论的热点之一。 人才培养是科技创新的关键 乔布斯精神的实质就是创新,永无止境的创新。中国IT界把乔布斯尊为“乔不死”,以褒奖乔布斯历尽艰辛而从不言败的精神,褒奖他面对激烈竞争而不断创新的精神。 要创新,首先必须造就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正如全国人大代表谭旭光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所说的那样:“创新科技的基础在于培育和吸纳一流人才。” 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说:“教育可使庸才变天才,也可使天才变庸才。如果教育模式不能激发创造力,培养‘乔布斯’就无从谈起。” 对于企业来说,创新人才不仅要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具有一种精神,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全国人大代表、海尔集团公司总裁杨绵绵说:“从社会导向来看,现在人才教育更多关注的是知识,体现在高分数、重点班、升学率等方面,衡量学生的标准成了高分数、高文凭以及能挣多少钱,所以就导致了有些人为了这些不择手段。”杨绵绵认为,“应该把育人贯穿在一个人的终身教育中,帮助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培养善于合作、敢于创新、勇于创业的人才。” 学校教育是人才培养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为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发挥提供良好的环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协副主席邓中翰说:“青年人的激情和梦想都值得我们珍惜,很多人在校时期就开始创业也未尝不可,在海外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我们国家在银行和融资方面应该为青年人创业提供更多的机会。”他呼吁社会包容青年人的行为,在政策上要扶持和鼓励,他相信,中国未来一定会出现很多“乔布斯”。 企业环境是科技创新的土壤 有评论说,要有那么一种让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不断辈出的土壤。这土壤就是充分竞争、自由发展的市场机制和创新激励机制。有了这么一种机制,就不必伤感乔布斯的离去,甚至不用担心苹果的衰落。因为一个乔布斯离去,还有更多的乔布斯脱颖而出;一个苹果掉下来,还有更多的苹果在树上长出来。 全国人大代表花欣说:“绝大部分创新不是来自于一个大的企业,而是来自众多的创业企业。比如初创时期的微软、谷歌、苹果、戴尔,也包括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等等,他们都是由创业企业成长起来的。Facebook为什么不是从谷歌衍生出来的?这就是一个规律——创新来自于大量民众的参与。”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厅长龙江认为,企业应该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但目前我国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投入不够,企业科技创新急需制度激励。全国人大代表柳传志坦言,竞争的激烈让创业成功率更低,“如果还让我重新创业,我也心中没数。” 两会代表、委员一直在呼吁为创新型企业提供政策支持,提出相关议案、提案,为企业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建言献策。龙江建议,我国应建立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制度,鼓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吸引和培养创新型人才,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使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力。花欣说,因为要通过创办创业企业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应该减免创业企业税费,对科技型创业企业给予一定政府补贴。 健全法律是科技创新的保障 当下“山寨文化”流行,各种假冒商品更是充斥市场。这不但扰乱了中国的经济秩序,也给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实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必须建立一套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切实保障科技人才创新成果不被侵犯,已经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的共识。 全国人大代表王林祥说:“现在仿造名牌、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很多,制假售假盛行不但影响了正规企业的正常经营,还在国际上有损中国的形象。侵犯知识产权现象之所以严重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国人的法制观念薄弱。除此之外,国家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还有待加强。” 同时,中国企业也必须提高知识产权意识,保护自身的创新成果。以规避潜在风险。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知识产权局局长何志敏说,目前我国正大力倡导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要注重形成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氛围,同时政府和企业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要形成合力。 邓中翰说:“大家都认识到了保护自主创新权益的重要性。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我将继续呼吁,让国家加大对自主知识创新的保护。” 针对当前在科研领域出现的各种不正之风,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许志琴说,希望能够通过加强科研立法,洁净科学殿堂。建立科研诚信,建立严格的评审和评奖体制,惩处科研腐败,给科技工作者营造一个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

    企业投入 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 武汉是科教大市,湖北是科教大省,可为什么那么多专利成果没有转化?为什么那么多没有在本地转化? 有说湖北人小气,舍不得投入,也有说湖北人眼界不高。 这个问题不能这样看,中部地区与沿海毕竟有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由此带来企业规模、实力和企业家观念的差异是必然的。 企业家必须认识到,科研投入不可能百发百中,肯定有收不回成本的研究项目;但是,必须敢于投入,必须要舍得拿出一部分钱来做研发资金。 过去许多企业安排的研发经费少,都想在应用新成果上立竿见影,都习惯于科研投入依靠政府。拿农业科研成果转化问题来说,转化比例不高。在我国,农业企业规模小,农业仍是弱势,农业科研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投入。近几年情况缓解一些,一些农业研究项目开始由产业部门提出来,有问题驱动。 除了“大胆”,企业家还应建立科研投入的风险意识,比如在风险控制方面,可引入风险投资,这也是国际惯例,这方面沿海企业确实做得好些。

    企业应创造市场需求

    瞄准一线 武汉科技大学校长孔建益: 武科大根据“地方政府最关心什么,企业最感兴趣的是什么,老百姓最需要什么”来确定科研工作重点,发挥学科优势,瞄准地方产业特点,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当政府和企业的“技术大使”。 建立高校和企业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可以实现共赢,也是我校迈向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推动力。目前,学校科研课题88%来自生产一线,以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为目的,近3年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稳定在80%以上。 在湖北省2006年度十大重点工程项目的湖北新冶钢90万吨焦化工程项目中,武科大化工学院、资环学院、机械学院教授联手,把科研成果广泛应用其中,“实现该工程提前两个月建成投产,节省投资1000多万元”。 如果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力往一处使,甚至可以达到“三赢”。2005年前,武钢某公司冷却煤气用水都是一次性使用后直接注入长江。武科大经过科技攻关,使95%的冷却煤气用水进入循环使用,成功实现了节能减排。该成果一举摘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企业、高校和社会,真正的“三赢”。

    创新驱动需要发挥政府的引擎作用,要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与时俱进地改变政府发挥作用的重点和方式。作为创新驱动的重要引擎,政府有怎样的优势?政府驱动创新的发力点在哪?

    国家战略 中国地质大学校长张锦高: 徐卫林的成功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科学家要善于将追赶国际学术前沿和服务国家战略目标有机结合,在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回答好一些有重要意义的科学问题。 以中国地质大学刚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的吴信才教授为例。以往,我国地学工作的各种图件大都是手工创作,耗时费力,国外虽然已开始用小型计算机绘制地质图,但这样的小型计算机动辄上百万美元。 1992年,吴信才研制出具有自主版权的地图编辑出版软件MAPGIS,这是国内第一套可实际应用的彩色地图编辑出版软件。这套软件打破了长期以来国外GIS软件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且成功应用于“神舟1号”至“神舟7号”载人航天飞行,产生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要促进科学家和企业家合作创新,关键在于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学校要采取具体措施鼓励高层次创新人才走向生产一线;企业也要敢于依靠高校科研人员、面向市场需要和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开展技术攻关,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与高校建立深度融合的产学研合作体系。

    近年来科技的高速发展,也得益于政府的支持,但是增量创新不是原始创新,它跟原始性创新跟颠覆性创新是不一样的。

    保护产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 创新制度应该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法律制度,一个不保护创新的国家没有未来。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创新型产业的内在需要。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知识产权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明显的,但其贡献率尚比较有限,不能过于乐观。从授权数量来看,中国是知识产权大国;但就无形资产质量和效益而言,远不是知识产权强国。 研发投入规模与水平,是知识产权有效运用的物质条件,更是衡量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指标。但据统计,2009年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1.52%,这一投入量低于可统计国家平均1.6%的总体水平,与创新型国家平均2.2%的投入差距更大。 由于研发投入不足,直接影响企业知识创新活动,这也直接导致很多企业处在有“制造”无“创造”,有“产权”无“知识”的状态。 产业优化升级、战略性新型产业重点培育、现代服务业突破性发展,靠的就是知识产权,本省的知识产权战略今年应该部署。

    李培根说:“我们现在的发力点就应该向超现实需求,向引领性创新或者说向创造需求的那种创新这个方面靠近一些。”李培根认为,我们长期以来重点支持的多半是跟踪型的、增量式的创新。

    科学家企业家应各司其职 本报讯武汉科技学院纺织专家徐卫林,由于山东企业家邱亚夫慧眼识珠,成就了“如意纺”,他也凭此技术摘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徐卫林说,遇到邱亚夫是他一生的幸事。 “幸运”背后,更多的是“冷思考”。科学家与企业家的亲密合作并非是普遍的。据我市知识产权局统计,高校专利转化率不足三成。 实现“中国创造”,需要科学家的“自主创新”驱动,也少不了企业家担起“中国制造”的魄力,两者缺一不可。武汉作为科研富矿、各大高校掌门人,怎么看待两者角色定位? 科学家企业家应各司其职 本报专访在汉8所著名高校校长,问诊“中国创造”,他们给出方子——科学家和企业家应各司其职。 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表示,科学家和企业家,生来存在“矛盾”:科学家追求科学发明的创新性、前沿性,缺乏市场的眼光;企业家看重的是消费者的需求,太前沿或已有替代品的技术,他们不一定感兴趣。两者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平台来“耦合”。 “科技成果产业化,现在不是要教授们自己去办公司。”李培根说,大学的科技成果,今天应该更多地依靠社会企业去完成转化;转化如果仍由教授本人负责,则具有诸多劣势,“教授最大的优势在于科技创新”。 “双方相互支撑、精诚合作”,中国地质大学校长张锦高表示。 企业家定位:擦亮眼睛 寻找创新潜力 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表示,高校希望“不期邂逅”的是有眼光的企业家,而不是一般的企业主。 他认为,市场经济发达的标志,就是活跃着一批企业家。而当前,有资本、创造巨额利润的企业主多,而有战略思维、深邃眼光的企业家少。企业家的本事、企业家的眼光,就是对创新潜力的判断。 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认为,企业家要把目光多放在一些学科交叉地带。“大马路上的产业,竞争的人也非常多,你看得清楚,别人也看得清楚,不容易发展壮大”。真正有眼光的企业家,善于在那些边缘的、交叉的、甚至夹缝地带发现商机。 科学家定位:问题驱动 多问市场需求 华中农大校长邓秀新认为,除去一些基础性、理论性研究,多数应用型研究应从生产领域的问题出发,要有问题驱动,开始就要关注它的应用价值。而当下,在科研领域,存在着大量为成果而“成果”的研究。一些拍脑袋,或钻牛角尖出的“成果”,还组织专家鉴定会,“我很不愿意参加”。 他认为,另一种倾向是,在科研之初就不问市场需求,“纯思想驱动”。李培根则表示,“坐在书斋里想到的”,不是创新,科技成果如果不转化为生产力,就是书斋里的一堆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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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鼓励 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 科学家对资本市场的认定会有偏差,有时对自己的科研专利效用估价过高。武大引导教师了解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比如让博士生到企业挂职,在博士论文选题阶段就深入市场;另外,武大专门成立资产经营公司,使学校能够产业化的产品通过资产经营公司和有关企业、有关资本投入者相结合,使老师们少走些弯路。 同时,为鼓励科研人员投身产业化,武汉大学率先提出,将产业化成果也作为考评教师绩效的标准之一。对于高校来讲,这是学术评价的观念变革。即使在产业化发达的欧美高等学府,也未能完全突破。我曾考察过牛津大学化学系,一直将发表论文等纯学术成果作为晋升通道,也只在近些年才“青睐”市场,将产业化的成果作为教师绩效评价的要素之一。 这几年,武大有些在产业化方面做得很好的教师,如果只算论文,难以评上高级职称,学校根据他们的产业化贡献,破格提拔为教授;这也得动用大学校长的一点权力,经学校职称委员会“特批”才能通过。将破例化为常规,还需要我们走很长的路。 同时,政府要提供平台,比如是否能发布一些高校产业化前景评估、多搞些供需见面,不能单靠校企合作这种单向模式,要将临时的“农贸市场”变成常年的、至少是定期的“超市”,多些选择,就多些机遇。

    创新驱动 满足现实需求

    共建“双赢”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 科学家企业家如果合作不好,就可能产生科学家“不甘”,或企业家“不干”的情况,双赢变成了“双输”。我们有过这样的教训。 我校生科院有位教授历经30年研发一种水稻育种技术,得到袁隆平高度评价,被认为“达到国内外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然而,在大面积农田实验时,没有企业家愿意投资;在校内搞了块实验田。最终,重要的中试阶段夭折,这项被看好的技术不了了之。 上世纪90年代我校化学学院研发出一种防锈的富锌漆,列入省里的“火炬计划”,还拿了国家级的奖,曾在葛洲坝工程中“试水”,被认为在船舶、桥梁等领域都大有前景。成果持有人与科学家在谈合作时,终因产权及股份占比等问题谈不拢。成果持有人后来自己成立公司,变身企业家后,缺乏资金和驾驭市场的本领,在大规模产业化上没打开局面。几年后,替代性产品出现,有可能产生巨大产业效应的技术,最终还是一纸专利证书。 吸取了这些教训,我校主动出击与企业共建双赢,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我曾提出“大学经营”的理念,学会经营的学校,才有可能实现科研成果最大限度的转化,打造自身的科技产业品牌。科学家和企业家要共同努力,合作双赢,不断促使“中国发明”转变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那企业在创新时要注意些什么呢?

    [[center]][[image1]][[/center]]中国地质大学校长张锦高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在《中国经济大讲堂》演讲时说:“中国这么多年的创新,主要是满足市场上现实的需求。但有一些创新不是去满足现实的需求。”以乔布斯为例子:“乔布斯做智能手机的时候,有人问他,说是不是应该做一下市场调查?乔布斯说不用做市场查。原因是市场上还没有这个需求,大家不知道有这个需求。这实际上就是乔布斯在创造需求。”

    人才培养 武汉科技学院院长韦一良: 武汉科技学院获得教育部批准,即将更名武汉纺织大学。眼下我最关心的是更名后学校的发展方向:突出学校的学科特色与人才培养特色,着力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做出更多的高水平、能够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应用研究成果。 纺织是典型的传统产业,也是重要的民生产业,能大量创造就业机会。中国要由纺织大国变成纺织强国,从中国制造升级到中国创造,纺织产业必然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技术水准和装备水平,在这其中武汉纺织大学将大有可为。 我校计划在学生培养和科研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来为推进中国创造铺路。在培养学生方面,将实施“卓越工程师”、“卓越设计师”等卓越人才培养计划,重点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与创新能力,满足社会一线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 在科研方面,采取鼓励政策,让教师走进企业车间,将企业亟须解决的技术难题作为科研课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科研,从根本上解决科研与企业需求脱节造成的成果转化难问题。(记者 郑欣荣 通讯员 金艳)

    创新,是植根于人的存在意义。在创新的同时还需要文化上的升华,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更长远的事,需要社会各界的多方努力。(央视网经济频道/央视财经《中国经济大讲堂》)

    转移知识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 大学产业的科技特性应该非常明显,否则大学的产业实际上就失去了方向。科技成果若能产业化,科学技术就转化为生产力,也标志着科技创新取得成就,这就是——“转移知识”,这也正是华中科技大学的重要使命之一。 仅2008年以来,该校就先后与丝宝集团梁亮胜共建启明学院,与翰名教育科学基金会主席萧恩明共建创新研究院大楼,与全球500强企业伟创力公司共同设立“伟创力-华中科技大学研发中心”并在珠海建立实习基地,与武汉钢铁公司共同组建“华中科技大学-WISCO联合实验室”,与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企业的三一集团有限公司、与全球最大的专业化空调企业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大中型企业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转移知识”,也是在“增加知识”。因为科技产业是培养人才的重要环节之一。产业工作做得好,就会不断地有科技方面的新需求,让研究生参与研发,甚至请教授参与,这对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华中科大率先倡导并全力投入建设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武汉·中国光谷”,通过科技成果产业化、引进企业等,直接推动光谷激光、IC产业等集群效应的形成;与武汉市等湖北多个市建立全面合作关系,开辟了学校与地方政府紧密合作的崭新模式。

    教育创新

    李培根院士认为,政府应该从满足现实需求,逐步转移到重点支持,创造需求。“所谓创造需求,就是说这些需求可能是超前的,甚至是我们想象的、虚拟的需求,是社会中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

    编者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创新被提升至国家发展理念的首要位置,天宫、天眼、墨子号、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创新为什么会成为当下的一大热点?风起云涌的创新大潮中,哪些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创新驱动,政府、企业该扮演什么角色?教育又该避免哪些误区?

    当然,在创新驱动中,除了创造市场需求,还要协同开放。现在企业竞争已经不完全是同行之间的竞争了。李培根说到:“未来的企业竞争,可能是三维的,甚至是更高维度的竞争。”

    为了在竞争中赢得主动,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政府的共同选择。创新驱动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那么,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

    创新——照亮中国经济新发展之路

    首先,要培养学生的超越意识。其次,创新教育要给学生充分的自由。李培根说:“没有这种自由,思想不可能活跃。只有思想活跃创新才容易迸发。”此外,李培根认为,创新需要情怀,学生应该用善意关注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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